我今年90岁了

3月31日，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建系九十周年纪念。作为最年长的中文系，其在中文学科的建立、研究特色的形成以及中文教育模式的探索等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面临学科改革的今天，回顾历史，希望引发同人的关注和讨论，推进学科的发展。

恰逢2月22日林庚先生九十寿辰，他与其所供职的北大中文系同庚。包括林庚先生在内的教授们无疑是一系之灵魂。九十年的历程中，也正是那些曾在此任教修业的人们的人格魅力和学术精神最耐人回味、为人乐道。这里编发一组相关文章，有旧文，也有新作；有轻松的，也有较沉重的。系有“系格”，人有人格。相信读者自会体味今昔，有所感悟。

2月22日，著名诗人、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庚先生九十诞辰祝寿会在北大举行。时值新世纪第一春，几代师生济济一堂，共贺全系最年长、最博学、最为人景仰的老师九十大寿。林庚先生几乎是世纪的同龄人，他的人生经历也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次祝寿绝不是一种庸俗的形式，而是对一位诗人和学者一生建树的肯定，是对其独特新诗观念和治学方法的弘扬，更体现出当今学界对一位老知识分子、老教授应有的尊重。

祝寿会上，最感动人心的是一种真挚默契的师情友爱。与林先生共享整整70年友谊的著名学者季羡林老人深情地忆起当年他们和吴组缃、李长之四人在清华结下的友谊，笑称那时的他们还是“四个孩子”。如今，这四位当年的“孩子”、后来文坛学界的风云人物中，有两位已经仙逝，而林、季二老也已至耄耋之年。但正如同为林先生老友的任继愈先生所说，他们一颗童心尚在，丝毫不为世故所沾染。大概，也惟因如此，林先生才能在晚年依然不断写出如“蓝天为路，阳光满屋，青青自然，划破边缘”这样美丽清新、充满情趣的诗句吧。

林庚先生在北大中文系执教近50年，学生弟子可谓“桃李满天下”。这次出席祝寿会的，有三十年代末就选修林先生课程，称林先生为他的“写诗的启蒙恩师”的老诗人杜运燮；也有现仍在校攻读，虽不再有幸聆听林先生授课，但仍时时从前辈师长口中听到林先生故事的年轻学生。虽然时代更迭，环境变迁，但学生对老师的尊重和爱戴依旧，老师对学生的为人为学的影响也依旧。林先生的弟子袁行霈教授在发言中说：“林先生不仅有诗人的气质和学者的襟怀，还有宝贵的哲人的智慧。我追随林先生多年，从林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和做学问的方法，也受到多方面的熏陶，学到做人的道理。林先生总是高扬精神的力量，力求摆脱物对人的约束。盛唐气象、少年精神、青春气息……林先生一贯提倡的这些，都是人类精神的精华。他的诗歌和学术都在鼓荡精神的力量，他的全部努力集中为一点，就是呼唤和歌唱以充沛的创造力为标志的青春。”正是这种精神的力量和青春的热情，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也正是它们，使林先生的学生受益终生。

林庚先生从事诗歌创作已近70年。从1933起，他陆续出版了《夜》、《春野与窗》、《北平情歌》、《冬眠及其他》、《问路集》等作品集。今年1月，他又出版了睿语散文诗集《空间的驰想》。他的一生都在为寻找新诗的新形式而努力不懈。在祝寿会上，几位新老学生朗诵了林庚先生的作品，其中有高亢如“光，你是生命第一乐章”的诗行；也有清丽如“山洞里跳出青绿的泉，山谷里长出星星的草”的佳句；更有深刻隽永的警句，如“风将要变成翅膀，让一根芦苇也有力量”和“让生活的大海洋上，一滴露水也来歌唱”。大概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学生们朗诵这些诗作的时候，林庚先生的嘴唇轻轻地动着，他是否也在随着朗诵者默念着这些熟悉的诗句？也许此时，他的心底涌起了那最为美丽的一句：“那难忘的过去，仿佛是无言之美”。

1948年夏天，我从遥远的山城来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又来到北京大学顶尖的系——中文系，心里真是美滋滋的。当时全国正处于解放战争的高潮，然而相对于1947年轰轰烈烈的北京学生运动来说，却是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震撼全国的“反迫害、反饥饿”运动刚刚过去，许多黑名单上有名的学生领袖都已“潜入”解放区；新的“迎接解放”的大运动又还尚未启动，因此，九月初入学的新同学都有一段轻松的时间去领略这历史悠久、传统绵长的学府风光。

当时，北大文法学院一年级学生都集中在国会街四院。院址就在北洋军阀曹锟的官邸。官邸紧靠城墙根，范围极大，能容纳二百余人学习和生活。四院师生开大会的“圆楼”大礼堂就是当年曹锟贿选的地方。

我深感这里学术气氛十分浓厚，老师们都是博学高雅，气度非凡。我们大学一年级的课程有：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兼写作）；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齐良骥先生的西洋哲学概论；还有一门化学实验和大一英文。大学的教学和中学完全不同，我觉得自己真是沉没于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全新的知识天地。

我最喜欢的课是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和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沈先生用作范本的都是他自己喜欢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从来不用别人选定的大一国文教材。他要求我们每两周就要交一篇作文，长短不拘，题目则有时是一朵小花，有时是一阵微雨，有时是一片浮云。我们这个班大约27人，沈先生从来都是亲自一字一句地改我们的文章，从未没有听说他有什么代笔的助教、秘书之类。那时，最让人盼望的是两三周一次的发作文课，我们大家都是以十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这一个小时的来临。在这一小时里，先生总是拈出几段他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章，念给我们听，并给我们分析为什么说这几段文章写得好。得到先生的夸奖，真像过节一样，好多天都难以忘怀。

废名先生讲课的风格全然不同，他不大在意我们是在听还是不在听，也不管我们听得懂听不懂。他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上他的课，我总喜欢坐在第一排，盯着他那“古奇”的面容，想起他的“邮筒”诗，想起他的“有身外之海”，还常常想起周作人说的他像一只“螳螂”，于是，自己也失落在遐想之中。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类型的讲课和听课确实少有，它超乎于知识的授受，也超乎于一般人说的道德的“熏陶”，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感应”和“共鸣”。49年后，这样的课当然难于存在，听废名先生的课的人越来越少，他曾讲得十分精彩的“李义山诗的妇女观”终于因为只有三个学生选修而被迫停开了。

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课最难懂，这不仅是因为他讲课的内容对我来说全然陌生，而且是因为他的地道的无锡方言对我这个来自“黔之驴”之乡的山里人来说实在是太难于跟踪了。上他的课，我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不是打瞌睡，就是看别的书，前面总有几个高大的男生把我挡得严严实实。我满以为个子矮胖的唐兰先生不会发现，其实不然。两年后，我们一起去江西参加土地改革，我们偶然一起走在田间小路上，我寒暄说：“唐先生，你记得我吗？我选过你的‘说文解字’课”。在那阶级斗争烽烟遍野的氛围里，“说文解字”！显得多么遥远，多么不合时宜啊！唐先生笑笑说：“你不就是那个在最后一排打瞌睡的小家伙吗？”我们两人相对一笑，从相互的眼睛里，看到那一段恍若隔世的往事！没有想到过了几天，忽然来了一纸命令，急调唐兰先生立刻返回北京，接受审查。那时，城市里反贪污、“打老虎”的运动正是如火如荼，有消息传来，说唐先生倒卖文物字画，是北大数得上的特大“老虎”！后来，土地改革胜利结束，我们做完总结，“打道回府”，听说唐兰先生还在接受审查，问题很严重。过不久，又听说唐兰先生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又过了一些时候，听说唐兰先生已经离开了人世。

如今，很多年已经过去，继唐兰先生之后，废名先生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凄凉故去，倒是沈从文先生活到了好时候，然而，不幸的是49年以后，先生截然弃绝了教室和文坛，我是不是他的最后一届学生也已无从考察了。

　2000年2月10日于北大朗润园

在庆贺北大中文系建系90周年的时候，我想谈一谈对北大中文系“系格”的理解。

凡是比较成熟的有独特品性的学校或院系，都会有其“校格”或“系格”，那是无形的东西，是一种氛围，一种气象，一进去就能感觉出来。北大中文系应当说是有“系格”的，在北大，中文系的某些风气的确有些特别。你可以有批评的意见，比如，认为中文系比较散漫、自由，有时甚至是不讲章法等等，但又不能不承认，中文系的学术思想始终比较活跃，不同的治学理路可以在这里很好地相克相生，空气比较宽松，学术上有包容的气度。全国中文系重点学科共11个，北大中文系就占了其中主要的5个，仔细琢磨，5个学科的“性格”与理路不尽相同，但都能在这里各自发挥优势。中文系的学术委员会开会，往往有许多由于学术理路不同而引发的热烈的争论，但彼此不伤和气，很少有“一言堂”或“武大郎开店”的现象。中文系是一个“人和”的系，虽然不见得没有矛盾，有些矛盾可能还比较深，但在学术上又大都能互相尊重，给自己也给别人发展的空间。这种风气，也许就是我们的“系格”。

这种“系格”的形成是有历史的，是由某种主导性的氛围长期熏陶而成。回想北大中文系建系之初，系里的新派人物领新文化运动风气之先，旧派人物依然在此传经授典，观点对峙，各不相犯，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宏放的胸襟，形成学术思想自由开放的格局。那时只要学术上有专长或特色，能成一家之言，无论其在思想上是何主张，甚至性格上生活上不无可议，都可以上中文系的讲台。激进的《新潮》社与保守的《国故》社，其成员中都有中文系的，看来非常对立，但也一样并存，而且以今视昔，二者学理上未见得不是一种互补。三、四十年代乃至建国后，中文系多经磨难，在特定时空中也出现过荒唐事，但总的来看，始终是人才荟萃，思路活跃，这跟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风气是互为因果的。我认为这种风气或“系格”，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源，应好好利用和发扬。办好一个系，尤其是文科系，非得努力营造这种好的空气不可，这比任何“硬件”都更要紧。

当然，光讲宽松、自由不够，北大中文系还有一种严谨求实的风尚。这里允许多种不同的观点、理路的并存，但必须有真才实学，做学问要严谨认真。否则，在中文系是待不下去的。据前辈学者回忆，在二、三十年代，学术上的“二把刀”被学生哄下台的事，也是有的。我们的一些骨干学科，如文学史、汉语史、文献学等等，接受传统朴学的影响较深，注重材料，析事论事力求准确有据，这一直是主流学风，是相对稳定的学术“游戏规则”。如果有个别教员学风浮泛，乐于“做秀”，即使被外面传媒弄得名气很大，在系里也不见得就有市场。所以要讲传统，讲“系格”，在宏放自由之外还要严谨，两者相辅相成，才蔚成风气。王瑶教授曾对学生有要求：“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在中文系传为美谈。当前，在比较浮躁功利的社会风气之中，做到这一点似乎是越来越难了。唯其如此，严谨的学风更显得宝贵，更要大加彰扬。讲求严谨，也就是讲求学术上的尊严，这方面理应从传统中发掘精神资源。

当然，我认为无论是讲宽松、自由，还是严谨、求实，与政治上强调正确的原则并不矛盾，后者是前提，是保证，是从大局考虑的一种必要的要求。我们努力要做到的，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发扬优良的系格系风，保持与发展健全的学术格局。我们的学生很有才气，个性很强，很有精英意识，学问做得可能也不错，但如果脱离实际，甚至与现实格格不入，根本进入不了社会，那么还谈什么改造社会？讲中文系传统学风的彰扬，也有一个如何适应新的现实的问题。

我1952年进北大的时候，杨晦先生就是中文系的系主任；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季镇淮先生接任系主任以前，杨先生一直没有离开过主任的岗位（至少在名义上）。在中文系90年的历史中，他任主任达二十余年。他的办学思想对中文系的成长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与杨先生的接触不是很多，但有些事情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1956年毕业留校。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真正念书的时间很少；即使是有限的业务学习，也往往带有政治化的色彩，“拔白旗”，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点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教师）进行大批判，并用集体科研的办法编教材，以代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著作。这是当时的潮流。敢于对这种现象发表批评意见的人很少，在我的印象里，似乎只有系主任杨晦先生真有一些反潮流的精神，发表了很多老教员想说而不敢说的意见。其中有两点我的印象很深刻。第一，针对当时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资本”就是“知识”的谬见，杨先生明确反对，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不符；第二，针对青年人急于求成的集体科研，杨先生反复强调加强基础的重要性。这两点是“不合时宜”的，再加上先生对其它现象（如动辄拉师生下乡搞“四清”“半工半读”之类）的批评，因而在整风的时候把先生作为中文系的“修正主义”来批判。压力不可谓不大，但杨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当时比较幼稚，不大理解杨先生的立论的价值，还参与批评的行列。1972年“反回潮”，我自己成为一个重点批判的对象，被看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这时才回头想起杨先生，认识到杨先生反对把“知识”作为划分阶级标准的真正意义和保护中文系广大教员的重要作用；他坚持真理的精神也成为鞭策我前进的一种力量。

青年人急于求成的愿望很强烈，不大重视杨先生关于加强基础的意见。“文革”前，我也写过几篇文章，基本上都是缺乏基础性研究的急就篇，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现在连自己也不愿意再去翻一翻。“四人帮”垮台以后重新开始教学科研活动，由于老先生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年迈，客观形势的发展把我们这一代解放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推到教学第一线，这时才明显地感到自己的业务还没有什么准备，应付教学科研相当吃力。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后悔没有早日听杨先生的意见，没有采纳其他先生的告诫，多着眼于专业基础的训练。当时只能“亡羊补牢”，结合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总结，尽可能弥补一些早就应该具备的专业知识。这种教训对此后的工作还是有价值的，一方面促使自己脚踏实地，加强业务的基础工作和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把我领会到的、以杨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老学者的学术研究的精神告诉我的研究生，使他们避免走我的弯路。

老主任杨先生早就离开了我们，但他做人和办学的思想已在中文系生根。70年代末重新开始教学工作以后，中文系所以能迅速恢复元气，并在教学和科学中取得出色的成绩，与杨先生办学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像我这样与杨先生接触不多的人，尚且有如此的教益，其他与先生有密切联系的同仁应该有比我更为深刻的体会。

　赵捷民《北大教授剪影》